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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鐘岳的為官方式:儉樸勤政 正氣凜然

編輯時間: 2019年05月28日   來源: 劍川縣紀委監委   點擊:

        周鐘岳一生學貫中西,經歷復雜、歷官數十。新中國成立前,他必須周旋于軍閥、官僚和各種人物之間,但他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他始終以克己奉公、高風亮節、恪盡職守、廉潔淡定的形象受到人們的普遍敬重。

周鐘岳(1876至1955),號惺庵,白族, 云南劍川縣人。清朝云南最后一位“解元”。1904年,他東渡日本,先后肄業于弘文學院和早稻田大學,習得師范和法政專業回國。周鐘岳一生經歷了從清朝到新中國幾種不同的社會,他先后任清朝云南學務公所普通課課長兼兩級師范教務長、民國云南軍政部參事、參議院參事、軍政府秘書長、教育司司長、滇中觀察使、代理省長、省長、國民政府內政部長、考試院副院長、總統府資政。1947年告老回昆明。

新中國成立后,任全國政協委員、云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等。周鐘岳一生學貫中西,經歷復雜、歷官數十。新中國成立前,他必須周旋于軍閥、官僚和各種人物之間,但他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他始終以克己奉公、高風亮節、恪守、廉潔淡定的形象受到人們的普遍敬里。農民生活感觸很深,具有強烈的關注民生的意識。他自幼深受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的熏陶,始終把人品、官德和學問看得比權勢和利祿更重要。他一生飲食簡單,從不大魚大肉。穿著樸素,好衣服只在重要場合才舍得穿。他的孫子回憶說,祖父好衣服也就是照片上見到的那幾套,冬天,長衫下面常常穿的是打著補丁的棉襖。周鐘岳退休后,家中除了大量的書籍外,沒有什么貴重的東西,而這些書也都先后捐給了劍川同鄉會、云南大學和云南省圖書館。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后,全國一致要求抗戰,而英美等國存在觀望態度。周鐘岳為此撰寫了《國抗日之重大意義,敬告諸友邦》的文章,在報上發表,揭發倭寇之野心,敦促美英等國予以注意,希望他們支持中國抗戰。周鐘岳夫人周顧筱文也激憤于日軍的鐵蹄對我大好河山的踐踏,拿出自己壓箱底的金手釧一對,捐出用以犒勞抗日將士。周鐘岳在8月26日代夫人周顧筱文草擬的《致云南各界抗敵后援會》的信中激情洋溢地說:“日寇侵華,橫蠻無理。全國抗戰,婦孺同心。男子既有同仇敵愾之思,婦女亦有撤滇助軍之義。惟筱文夙無私蓄,自結婚以來30年間無一簪一珥之添,茲將笥奩中所存金手釧一雙捐送犒軍,聊效綿薄。”

       抗日戰爭初期,日軍不時轟炸重慶,周鐘岳時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部長,暫住在重慶浮圖關李家花園內的一所樓房上。一個陰雨天,他正伏案批閱文件,破舊的屋頂突然漏起雨來,秘書段貢元只好在旁邊撐著雨傘,為他擋住屋頂漏下來的雨水。這時,正巧友人胡以欽來訪,見此情景,不禁愕然!一位堂堂部長竟打傘辦公,實在出人意料。等他老人家進臥室休息后,胡以欽問段秘書:“老部長房內漏雨,你為什么不叫人來檢修一下?”段秘書說:“部長不讓我去叫。” 胡以欽說:“你馬上打電話給內政部管總務的人,叫他們立即派人來修。”胡以欽隨后對周老說:“您的房子漏了都不讓人修,搞病了不好啊!”周老回答:“國難期間,一切從簡,馬虎一點,過得去也就算了。”

1944年6月18日,周鐘岳接到王九齡來信,揭發云龍縣縣長夏貞立魚肉百姓,無惡不作,并已將其胡作非為的詳情轉到云南省民政廳。但王九齡說,由于夏貞立是他保舉的,現在他貽害鄉間,王九齡自己感到愧悔交集,希望將他撤換掉,而又難于啟齒。

在收到王九齡信件的第二天,周鐘岳就給云南省民政廳行長陸崇仁寫信。他在信里首先坦誠地承擔了推薦夏貞立的責任他說,浙江夏云峰先生是海內理學名家。周鐘岳自己曾于1928年到浙江富陽訪晤他,因而結識了他的兒子夏貞立。云峰先生于1930年病故,夏貞立也沒出門。到日寇侵華,富陽淪陷,夏云峰舊日門弟子一封接一封來信,請求周鐘岳救援夏貞立。周鐘岳于是寫信叫夏貞立來重慶。夏貞立到重慶后,起初還守禮法。時間長了,周鐘岳就發現他操行不端,于是不時加以告誡。王九齡到重慶后,也以舊相識答應推薦他為云龍縣縣長。王九齡回云南后,又來函催夏貞立赴滇,以便轉請予以委任。夏貞立臨離開重慶前,一定要周鐘岳為他寫推介信。周鐘岳于是給他寫了致云南省民政廳的推介信,并囑咐他如果被委以職務,務須勤懇、謹慎辦事,以廉潔、守德要求自己。夏貞立啟行時來見周鐘岳,周鐘岳又告誡他,不要以云龍為邊遠之地,云龍也是文獻之區。周鐘岳說,夏貞立到云龍上任以來,沒有給他寫過一封信。直到昨天接到王九齡的來信,說他在云龍魚肉人民、無惡不作,周鐘岳認為王九齡揭發的應當是事實。他明確表示,為維護地方人民的利益,應對夏貞立進行撤職查辦,不要因為他曾經給他們寫過推介信而不肯把他繩之以法。周鐘岳說,我雖然與他的父親有舊,但不能曲徇私情。

在給云南省民政廳長去信的同一天,周鐘岳也給王九齡復信,告知王九齡他對夏貞立問題的態度和向云南省民政廳提出的處理意見;同時,他建議王九齡,處理夏立貞,要讓地方羅列事實,正式向主管機關告發他,然后依紀依規辦理,不能以他的一封來信為根據處理人。

同一天,周鐘岳還處理了另一件貪污案件。據報,有不肖縣長借雨巖獎學金名義,向本縣富戶增派、勒索捐款,少則數千元,多則數萬元,然后把這些捐款盡入私囊。經周鐘岳了解,募集雨巖獎學金,原系隨意樂輸,并無強派性質。他致函相關負責人孫慕迦、李庚生,明確提出:“今既有此流弊,請查明捐冊。”同時決定,在已發雨巖獎學金募集通知的各縣,迅速收回通知,停止勸募活動。

       周鐘岳雖身居高官之位,卻非常節儉,收入常常不夠開支,借錢養家也是常有的事。他的日記中就有多次關于借錢的記載。例如,1912年秋,周鐘岳在北京順天號錢莊借款二百元,原來商量好到云南后還。回云南后手里一直拮據,一時難以還債,后來還是他的老師趙藩函電北京友人李勤楓,幫他墊付銷賬。雖然經濟困難,但是,他不該拿的堅決不收。1911年,他要到北京工作,臨行前,兩級師范托人將他任教務長時的一個月薪水給他。周鐘岳說自己已經辭職了,沒有理由再享受薪水,于是推辭不收。來人勸說這是對他過去工作的補償,他才答應作為借款暫時收下,并說今后回云南一定要奉還。還補充說,以后不要再“以銀錢接濟”,這樣既會“傷廉”,又會助長自己的“奢侈之習”。后來周鐘岳回到云南,果然從幾個朋友處借錢還上了這筆“借款”。

盡管生活待遇差,周鐘岳對工作一向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宣統三年(1911)十月初八的日記中記載,他任都督府秘書長期間,“黎明至夜分,少休息,不覺有疲勞,然翌年之病,實基于此一關。”可見,是不分晝夜的工作使他積勞成疾。兩級師范學堂是清末云南的最高學府。周鐘岳曾擔任該學堂的教務長。以下是他當時為自己制定的一周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日程:

周一至周六——

上午 6至7時:晨起,盥漱。

7至8時:早餐。

8至9時:讀英語。

9至10時:閱公牘。

10至11時:進學堂。

11至12時:辦事。中午 12至1時:午餐。下午 1至2時:議事。

2至3時:學算(學)。

3至4時:寫英文。

4至5時:讀中外政書、文學。

5至6時:讀中國政書、外國政書、教育。

6至7時:返公所晚餐。

7至9時:辦公牘。

9至10時:閱報、寫日記。

星期天——

上午:閱公牘、會議。下午:野外散步、訪友。

晚上:辦公牘、閱報、寫日記。

由此觀之,周鐘岳先生的生活、工作和學習是緊張而有次序的。早起,沒有午休和星期天全休時間。作為教育官員和學貫中西的學者,他仍然安排了不少讀書學習的時間。尤其重在學習外語、中外政治和教育。我們整頓“四風”,克服官僚主義和“文山會海”,周鐘岳先生淡定從容、重視學習的為官方式,也是值得借鑒的。(王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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